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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對藏傳佛教的禁絕和整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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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壅 清康乾之世,對藏傳佛教進行了多方面的禁絕和整頓,諸如嚴肅國禪師的封贈,禁止隨意私自剃度或私行建寺,嚴禁喇嘛游方他地或久居京師,并對喇嘛的服飾及飲食制度作了規整.這些禁約整飭辦法的頒行,對于整飭藏傳佛教中的諸多流弊,嚴肅教戒僧規,促使其健康發展不無益處.但更多 的效果是在政治方面,即經過整飭的藏傳佛教,更成了統治者用之而得心應手的工具.

 .酃丶剩 藏傳佛教;禁約整飭

 .壑型擠擲嗪牛 B946.6=24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557(X)(2005)03-0169-07

  清朝統治雖然取三教共獎的政策,但與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關系最為親近,他們不時發國帑修筑寺廟,封贈喇嘛,創行國家養僧的衣單糧制度,給藏傳佛教給予諸多政治上和物質上的支持,促進了藏傳佛教的發展.關于這方面的問題,學者們已從多層面給予過研究.但另一方面,清朝貴族針對藏傳佛教內部的流弊,又實施了多種禁約和整飭,肅整了教戒僧規,使其得以健康發展.筆者試對其作一些試探性討論,權作引玉之磚.

  一、嚴肅國師禪師的封贈

  明初朱元璋出于"招徠番僧,藉以教化愚俗,弭邊患"的政治目的,確立了封賞藏傳佛教高僧的政策.不過當時制度新創,紀綱肅整,故封贈辦法尚稱嚴謹,洪武一朝封贈的大國師、國師不過四五人而已.明成祖即位,繼續取崇奉藏傳佛教的政策,曾封賞西天佛子2人,大國師9人,國師18人.顯然,永樂封授是藏區喇嘛國師封號由嚴謹轉向偽濫的轉折.延至宣德、成化時期就更加濫封濫賞了,藏區大小派系的僧首和一些部落頭人,或以軍功,或因貢馬,或因宗教地位,便詔給一個國師、禪師名號;且始有一位僧首受封,以后就會有若干弟子襲號.結果到了明末,國師、禪師到處可見,有人作過考證,統計得僅甘肅洮、岷、河州一帶,有國師號者19號,西寧一帶有16人.

  明代所奉行的多封眾建、分布治之的做法,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對羈縻藏族部落,穩定甘青川藏等地藏區的社會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時又產生了諸多流弊,主要是受封的僧首憑借政治影響和宗教地位號令僧徒,抽空信教民眾,征賦收租,包攬訴訟,如同土司,個別的地方帶形成了以寺廟為中心的>>豆謖教合一的體制.這種情況不利于佛教內部的統一乃至中央政府事權的統一.需要革除這種多封眾建的局面,已是擺在當政者面前的大事.

  清朝定鼎中原之初,制度草創,多因襲明代舊制.又加之當時抗清勢力遍布各地,清政府也采取了羈縻之策,規定凡明代舊封喇嘛回誥敕、印信、札符者,由理藩院查難注冊后均予換給清之誥敕、印信.檢索文獻,見載入<<大清會典事例>>中的師號對換事例達16次之多,其大致情況可整理為表1:

 

  由上表看出,清政府實行對換舊封國師、禪師敕印的時間,主要集中在順治中期和康熙前朝;而得到對換敕的喇嘛又主要是甘肅洮、岷、河州和西寧附近寺院的喇嘛.

  康熙親政以后,接連取得了平定三藩之亂和統一臺灣軍事斗爭的勝利,接著又粉碎了準噶爾部上層反動分子的叛亂,清朝的統治更趨穩定.在此大背景下,清政府調整了對藏傳佛教的政策,由當初的羈縻籠絡轉向了全方位的整頓和控制.

 <<圓卮鸞痰惱林饕⑸誑滴鹺蠛陀呵,整飭的重點是國師禪師的封贈問題.雍正四年(1726)議準:"西寧所屬百里外,僧寺九十四處,河州所屬僅止三處.此內有名國師、禪師而曾頒有敕印者,有國師而并未頒給者…….此等處所,原系土番雜處,明初頒給敕印之后,我朝亦曾頒有敕印.緣邊居之人,野性難化,故令其信任有名之喇嘛承襲管轄.若因循舊制,不酌量更定,恐相沿日久,竟恃為世守,所關匪細.嗣后令各寺族佃歸并內地為民,所給敕印,盡行收取,不令管轄番眾."結果原來所對換的敕印全部被收繳.但由于盡行收繳國師禪師敕印之后,導致了寺廟喇嘛無人約束管理的后果,故延至乾隆十二年(1747)再議訂:"甘肅所屬各寺喇嘛自牧國師禪師印信以后,各自梵守靜修,其屬于僧眾,雖各設有法治,但約束不無渙散,自應照依地方之大小,喇嘛之多寡,定為職銜,以備稽察."遂設名號卑微的都綱3人,僧綱14人,僧正3人,均由理藩院給以札符,令其管理寺院,約束喇嘛.并再次申令:今后"國師之號,均不準承襲".至此,明代濫封國師、禪師的流弊基本解決了.

  在清理解決明代濫封國師、禪師流弊的過程中,清政府也曾封過一些國師、禪師.我們從<<大清會典事例>>和<<蒙藏佛教史>>等文獻中,統計得其封賞情況如表2:

 

 

  從表2看出,清代的嚴肅封贈與明代的濫封眾建形成明顯反差,清政府的封賞原則十分嚴謹,他們認為"國師名爵甚大,非有功績,不得濫授".故從順治五年(1648)至清后期,僅封贈國師禪師15便,其中國師號3例,禪師號12例.從封贈對象看,多集中在青海的章嘉、土觀、敏珠爾、阿嘉、噶勒丹錫哷等系統的活佛中.這些活佛受封以后,便以宗教領袖的身份出任漠南多倫、歸化城等地的札薩克達賴或掌印達喇嘛,主管蒙古各部的宗教事務.其反映了清廷著意扶持青海的宗教人物,以之作為親信工具,派往蒙古,借以削弱達賴、班禪在蒙古宗教界的影響,并防止蒙古王公把持當地教權的可能.同時,清政府對受封的國師、禪師也多有限制,如元寶各封贈的國師和禪師名號不得兼任,更不得世襲,只封贈給當世之活佛,待伊圓寂,所有國師、禪師印信及國師所用金項黃轎、九龍共坐褥便要指定專人保管存放,待下世靈童坐床后,視情況另加恩賞后才能啟用.清代的這種嚴肅做法,革除了明代濫封所造成的諸多弊端,尊貴了國師禪師名號,但也使國師等僧爵僧官職位更濃地染上了政治色彩,使之完全成為統治者運用自如的工具.

  二、禁止隨意私行出家建寺

  唐宋以降,奮進中央政府對漢傳佛教中的建寺度僧事實行嚴格的控制政策,甚至使用法律手段打擊社會上的筑寺院或私自剃度行為,而對藏傳佛教中的筑寺、剃度現象,則采取寬容的政策.延至清朝前期,對民眾出家為喇嘛者作了許多限制.

  1、規定蒙古民眾不得私自送家人子弟為喇嘛.諭令"喇嘛徒眾,除(理藩)院冊有名者,不得增設.‘外番蒙古民眾’欲送家人為喇嘛徒弟及留住外來之格.ū惹穡嗟冢ㄉ趁鄭,皆令開具姓名,送(理藩)院注冊,違者坐以隱丁之罪".不僅一般民眾,甚至是蒙古王公貝勒也不得私自送子弟入寺.還規定蒙古驍騎丁壯不準私為烏巴什(居士),違者照私為格隆、班第例治罪.

  2、規定蒙古王公不得私自送家奴入寺為格隆、班第.清前期訂令:凡蒙古王公貝勒私自送家奴入寺為班第者,要罰俸一年,當地都統等官員失察者,要一并交弄部議處治罪.又規定:"凡喇嘛將自己農奴及受他姓送到之人作為班第者,將該管之喇嘛革退,罰牲畜三九,格"嗟詰雀鞣H."文中所稱"罰牲畜三九"者,是建立在牧業經濟基礎上的一種罰服辦法,據稱當初的"蒙古例,罰有十二等,罰牲至九九,罰馬至百頭.番例曾經奏定,罰服牲畜,均不得過五九之數".依清朝奏定的番例罰服規定,"凡罰服一九之數:馬二匹、犏牛二條、三歲牛二條、二歲牛一條,二九者倍之".可見,對私為格隆或班第的農奴及有關喇嘛罰以"三九牲畜",即罰沒各色馬、牛等27頭的處罰是很重的.

  3、規定蒙古臺吉不得私為喇嘛.康熙朝訂制,蒙古臺吉不得私自出家當喇嘛.這條規定在乾隆四十年(1775)有了松動,清高宗諭令:"蒙古等素敬佛教,臺吉中有愿當喇嘛者,亦可不必禁止".延至道光朝,對之再作條理,規定若"臺吉當喇嘛,照便報(理藩)院清領度牒,如未領度牒私自出家者,勒令還俗,失察之盟長札薩克罰俸".

  4、規定蒙古婦女不得私自出家.康熙朝有令:"蒙古婦女,不準私為齊巴罕察(即尼僧),違者,亦照私為班第例罪之".乾隆元年(1736),便對蒙古婦女出家的年齡作了嚴格限制,規定凡處于生育年歲的青壯婦女,未經批準不得出家.

  從上列禁令來看,當初清政府頒行的禁止私度為喇嘛的禁令,主要限于蒙古各部.表面上看,這是一種政府干預宗教事務的行為,其實背后寓有更深刻的政治因素.清統治者的用意有兩點:一是維護兵源,二是限制蒙古王公子弟充當喇嘛,而對蒙古的宗教,并土壤溶液如一般所說的那樣,鼓勵蒙古男兒出家,相反的予以了嚴格的限制.從保證兵源而論,主要是防范王公們借機在寺院中安插羽翼.清代治理蒙古的總原則是實行政教分離,限期不愿讓宗教領袖干預政務,又不想讓蒙古王公干預教務,限制臺吉及貴族子弟出家,這是一種有遠見的防微杜漸之策.

  除禁止私為喇嘛外,又禁止擅自筑寺.清入關之前已有禁令:"私為喇嘛建蓋寺廟,治罪."康熙時又諭令:"以民田展修廟宇,有礙民生,嗣后凡修廟有礙民地者,著永行禁止."同時滿洲官員郎談針對青海境內民眾筑寺無禁的狀況,亦曾建言:青海各地"番下愚民,無日不修廟寺,漸增至數千余所.西海境諸民,任意蓋造者,宜悉毀之,驅游惰之徒,歸于田畝,‘以收取’國賦充而游民少的效果."到乾隆朝而訂制:蒙古各部內,"如有建筑五十楹以上之寺宇,需申請賜下寺名之時,則由(理藩)院奏請下賜名號",無錫名而擅自私筑者治罪.不難看出,這是遠紹唐宋以來實行的頒錫寺額的成制.

  不過,從總體情況看,清政府禁止擅自筑寺或喇嘛的諭令,主要是針對蒙古各部和甘青藏族部落而制訂的.但這些地區由于特殊的民族因素和地理因素,清政府的行政力度相對疲軟,有血有肉形成了折扣行令不行的狀況,歷次頒布的禁止私創寺廟的令文,在實際上并沒有認真貫徹執行.

  三、嚴禁喇嘛游方他地或久居京師

  游方本是佛教所倡行的傳統梵修方式之一,但唐宋以來,歷朝政府多有禁止僧人游方的規定,析其原因,大多是出于某種政治目的.如宋遼 對峙時期,北宋政府曾嚴禁僧人云游到五臺山;而宋金對峙期間,南宋政府又禁止僧人隨意出入利州路和夔州路.顯然這種規定是從軍事上考慮的,即擔心敵方奸細混跡云游僧中而進入重要軍事設防區,刺探軍情.出于同樣的目的,清政府也多次禁止喇嘛游方.

  1、禁止喇嘛在蒙古各部門或蒙藏地區間游方

  清順治、康熙時期,蒙古地區多事,故清政府重點禁止喇嘛在蒙古各部之間或者在蒙藏地區間游方,以期杜絕蒙古王公間或蒙藏上層分子間私相往來,暗通信息的可能.順治四年(1647),諭令:"喇嘛不許私自游方,有游方者,著發回原藉".又訂令:"游方之徒,不得擅留,違者治罪."順治十七年(1660)題準:"歸化城喇嘛有事往額魯特、喀爾喀地方者,均令具題請往,都統不時稽查,毋許妄為.額魯特、喀爾喀往來人、格"嗟詰紉嗖恍砩昧,違者治罪."康熙前期,又多次發出禁令,規定"唐古特喇嘛徒眾非奉旨不許私來"."外番蒙古地方,除冊籍有名之喇嘛外,其游牧之喇嘛班第,皆令驅逐,倘不行驅逐或隱匿容留及將各該屬農奴私為班第者,事發,王、貝勒、貝子、公、札克臺吉等各罰俸一年,無俸之臺吉罰馬五十匹入官,仍革職."

  如果說,上引皇帝的僅文中還有某些隱諱之語,沒有將禁止游方的目的的說明白的話,那么康熙曾官任將軍的郎談的話就直率坦誠了,他上折子說:"竊查邊內非蒙古所居之處,寨口非剌麻任意來往之所……臣意欲嚴令諸隘口官吏,不得令敕麻任意出入,俾內地消息泄于邊外蒙古."

  清政府又以嚴厲的手段,打擊那些犯禁進入蒙古地區的云游喇嘛.乾隆五十七年(1792),有噶勒丹錫哷呼圖克圖的辮子額爾德尼達賚等赴科布多各部落旗下化緣,被當地軍政官員伍彌烏遜拘留,并將主要人犯解送北京,乾隆派王子等會同軍機大臣審訊得知,此事竟系噶勒丹錫哷所使.乾隆帝為此發出龍吟:"朕現在保護黃教,清理喇嘛一切弊端……,若不惡行辦理,斷難整飭",遂將噶勒丹錫哷所任札薩克達喇嘛一職革去,又以噶勒丹錫哷呼圖克圖"年少不諳事務"為辭給予以開脫,將責任全推到商卓特巴札薩克羅卜藏丹身上,結果將羅剝黃后發往江寧服苦役,其押在科布多的喇嘛全部鋤頭刑部,給予嚴懲.乾隆天淵之別 因此向蒙古藏的地方官方發出警告:"此案伍彌烏遜若茍且完事,不行具奏,朕必將伊一并治罪……".并要順便p廳知駐世故辦事大臣??蛋?、和琳、傳諭達賴喇嘛、濟隆呼圖克圖,以示清廷振動佛教、整頓喇嘛流弊的決心.誰都明白,此案若僅是一樁化緣事,哪絕不會驚動皇帝的大駕,動員官員查處此事,顯然這里面有更深刻的政治因素.

  乾雍時期,是青藏地區的多事之秋,清政府又重點禁止喇嘛在蒙藏地區間游方.對那些由北口蒙古各總部到西藏游方的喇嘛,制訂了一套嚴格的管理辦法.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議準:"嗣后凡遇蒙古王公等延請喇嘛者,令西寧辦事大臣行文赴藏,再由駐藏大臣給予執照,并咨明西寧辦事大臣,庶彼此各有關會,來往時日,皆可按照而稽,永杜私相往來之弊."道光四年(1824)奏定:"青海地方凡是有北口各部落蒙喇嘛赴藏熬茶,十人以上仍留原處請票,十人以下無票出口者,由西寧何處營卡行走,即責令該營卡官弁,查驗人畜包物數目,報明青海衙門,復給執照,將票繳銷.回時由駐藏大臣發給路票,在青海衙門查銷."又規定:凡五臺山等地喇嘛前往普陀山進香者,由該地"督撫咨明理藩院,轉咨兵部給發路引,仍令該管督撫咨浙江省,飭令守口員弁查難放行.回棹后,守口員弁難明人數放進,呈報浙江巡撫,于年終將出入人數造具清冊,分送兵部并理藩院,以憑查復.如出口人數與部發路引不符,守口員弁照盤查不實例議處".

  2、禁止喇嘛隨意來京或滯留不返

  時代后期,許多藏區的喇嘛出于凱覦朝貢所得賞賜的豐厚或京師的繁華,隨意來京并長期滯留不返,他們勾結官府,串聯閹宦,生出了許多弊端.針對明代的流弊,清政府對喇嘛來京事進行了整頓,規定漠南蒙古四十九旗,歸化城、察哈爾、阿拉善及喀爾喀的達喇嘛,除哲布尊丹巴不列車外,其余均分編為六班,依年輪流,每年一班,于十一月中旬來京朝貢,并于次年正月十五日宴畢后,由理藩院代表,令其各歸游牧處所,在京逗留時間不得超過60天.甘肅岷州等地喇嘛分編為四班入京;甘肅莊浪衛紅山堡報恩寺喇嘛,可五年來京一次;西藏喇嘛非奉旨不許輒來,達賴、班禪可每年遣使一次 ;駐京呼圖克圖的轉世靈童坐床后若需要來京者,得由理藩院代奏后方可成行.這一套規定,把喇嘛來京及居京的班次時日,條理得清清楚楚,避免了許多混亂.

  3、禁止喇嘛游鄉串戶或止宿民家

  清政府針對元明以來,具別喇嘛借端游鄉串戶、止宿民宅而引起的種種破戒違法事端,多次下令,整飭戒規,禁止喇嘛游鄉串戶、止宿民宅.早在天聰七年(1633)就定令:盛京居民"有請念梵經治病者,家主治罪".順治十四年(1657)題準:"格隆、玉第等如為人治病,必告知達喇嘛,限定日期,方許前往.若有私住違限,并擅宿人家、或借端留婦女于寺廟者,皆依律治罪".可能因為喇嘛游鄉串戶,擅宿民家現象禁而未絕,雍正三年(1725)又再次諭令:"洮岷地方喇嘛以治病禳災為名,誆騙蒙古,即令札薩克嚴禁,如果治病有益,分別保留,其余一概逐回原籍.嗣后有隱藏者,發覺,將札薩克等一并議處".道光十九年(1840)又重申,內外蒙古各部所屬喇嘛"如遇治病念經前往他處以及朝貢,除報明該管喇嘛外,并報名該管札薩克,方準行走."雍正、道光朝的令文的一個基本精神就是督責各蒙古旗札薩克,要其切實負責,加大處罰游鄉串戶喇嘛的力度,以期達到禁絕這種現象的目的.

  除以上規定外,清廷還有一些禁約條令,如規定喇嘛宿于無夫之婦人家,無論是否犯奸,均剝黃、鞭一百,勒令還俗.寺院房舍容 留婦女行走者,大喇嘛要罰二九牲畜,德木齊罰一九牲畜.喇嘛容留犯罪盜賊者,與犯人一律科罪.駐京喇嘛奏使赴西藏,回京之日不得攜帶彼處喇嘛來京;處寺造 升之達喇嘛,不許將徒眾帶赴新任,違者從重治罪.

  四、規范喇嘛的服飾飲食制度

  元代由于過分佛教,僧侶階層貴族化傾向十分嚴重,寺院中往往是"官、民、僧服,相雜其間".到明初,朱元璋整頓佛教,規定天下僧道服飾,令寺院按禪、講、教區分僧服色別,規定"禪僧茶褐常服,青條玉色袈裟;講僧玉色常服,綠條淺紅袈裟;教僧皂色常服,黑衣條紅袈裟.僧官皆如之".但對喇嘛的服飾并未作政策性規定.到了清代,始對喇嘛的常服坐褥、車飾幃幔作出了詳細規定:順治十二年(1655)題準,喇嘛、格>>用黃紅色常服,非常御賜,不得用五爪團龍袈裟;班第用黃帽黃衣.康熙六年(1667)題準,喇嘛人等許服金黃、明黃、大紅等色,玉第可服用大紅色.但班第不得服用金黃色和黃色,伍巴什、伍巴三察不許服用金黃色、黃紅色,其余色服亦不得擅自使用.違犯者,喇嘛罰牲畜一九,班第以下鞭一百.又規定受封為國師者可用金項綠轎或金項黃轎,九龍黃坐褥.嘉慶十五年(1810)又奏準,駐京及來京覲見的呼圖克圖,曾已轉世多次、且同系統各活佛共來京三次以上者,其坐褥冬用獾皮,夏用紅褐、綠青褐,可乘坐青色幃慢車;若轉世次數較少,同系列各世活佛共來京僅一二次者,其坐褥冬用獾皮,夏用紅褐、綠肥青褐,可乘坐青色幃幔車.道光十九年(1839)訂制,駐京札薩克喇嘛及由藏調任就是各寺的堪布,可服貂皮、海龍皮褂,其余喇嘛不得既用.又定例,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章嘉等四大活佛坐床后,可乘坐黃車黃轎,出游途中可搭用黃布幃幔墻,其余活佛不可僭用.

  除服飾外,清代還規則了喇嘛的飲食方法.

  漢傳佛教向有"吃齋"的飲食習俗,吃齋就是素食,這是漢地佛教中特有的制度.<<確鸞掏絞墻綺喚,葷即蔥、薤、蒜、韭、興渠等五種有強烈氣味和刺激作用的蔬菜,被稱作"五辛"或"五葷".<<十誦律>>規定,出家人嚴禁食葷,但可以食用"不見、不聞、不疑"的"三凈肉".佛教東傳時期,中國僧人守持這一飲食習俗,只是到南北朝,篤信佛教的梁武帝受佛教普渡眾生、慈悲為懷觀念的影響,開始提倡素食,主張僧尼禁斷肉食,對于不守戒律而飲酒吃肉的僧尼嚴加懲罰,并從上層僧侶開始整頓,使素食成為漢傳佛教徒的一種獨特的飲食制度.但藏傳佛教并不守此戒規,每遇誦經法會或佛教節目,照樣宰牲食肉.延至康熙四十八年年(1709),康熙帝對在京的喇嘛頒出上諭,稱"喇嘛每說念經可救生靈,凡為爾等念經殺生供食者,豈非生靈?爾等若能不食,并傳內外寺廟眾喇嘛,俱照此例,一年可活二三十萬生靈.如此乃合喇嘛之道,爾等會議具奏".并將這一規定"傳知盛京、五臺山、歸化城、察哈爾八旗、西安等處眾寺廟住持喇嘛,一體遵行".自此始, 形成了藏傳佛教寺院的新的飲食制度,即平素不禁葷腥,而每遇佛教節日,大型誦經法會日,每月初一、十五、十八日,主要宗教(如宗喀巴)誕生日或圓寂日,必須持齋素食.至今,格魯派寺院中還嚴格遵守這種主要宗教活動日吃齋的習俗.

  從以上敘述看出,清康乾之世曾對藏傳佛教進行了多方面禁約、整飭、而大部分是針對蒙古各部而出臺的,是為限制蒙古王公勢力而精心設計的,從而使這些措施超出了宗教范疇,帶上了很濃的政治色彩.經過整飭,一方面清整了藏傳佛教中的諸多流弊,嚴肅了教戒僧規,促使佛教健康發展.而另一方面,使藏傳佛教嗇了更多屈從性,更成了適合統治階級需要的政治宗教,變成了統治者用之而得心應手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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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圩髡嘸蚪椋 白文固,青海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西寧 8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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