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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藏區學校教育開發史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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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清末民初時屬"川邊特別行政區",民國28年(1939年)西康建省后,屬西康之康屬地區.故也有"川邊"、"康區"之稱.該區教育淵源流長,但現代意義上的學校教育開發甚晚,初始于清末"川邊改流"之際.其歷史大體可劃分為清末"興學"、民國的頹廢與復興、新中國的大發展三個時期.

  一、清末"興學"(1907—1911年)

  1、清末興學前的藏區教育

  清末"改土歸流"以前,藏族早就具有自己傳統的教育方式——寺廟教育.據藏族傳統要求,大凡家有二丁以上者均須有人出家入寺,初入寺者稱扎巴(亦常有女者出家為尼).藏傳佛教中的各大寺廟均有專門培養"學生"(扎巴)的學校(扎倉)和"教師".若是小寺,也有教師單獨指導學習.其學習大約需要經歷下列幾個階段:首先經過大約半年的時間學習成文的拼、讀、寫練習,這一階段可謂啟蒙時期;隨后開始學習和背誦部分宗教經典,學習從事宗教活動的基本常識和技能;這一階段約需三、五年,乃至八年不等.學習合格后,由本人申請,經寺廟批準后,可去各教派規定的寺院深造,(凡格魯派寺院必須去拉薩三大寺學習深造,爭取考"格西"學位);這一階段大約需要三年左右的時間,學習合格者(經寺院考試)方可稱之為喇嘛.喇嘛除回到自己所在寺廟從事對教活動外,亦可就地或外出繼續求學深造.各教派的大寺院中,還有各種"五明學院"(即扎倉)專供喇嘛學習、深造"五明".甘孜藏區的德格竹箐佛學院、八幫寺的"協扎"、白玉呷托寺的"協扎",以及理塘寺、甘孜寺、大金寺等寺院的"扎倉",都是該區著名的寺廟學校,有的在整個藏區都享有很高的聲譽.

  寺廟教育對民族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以及培養民族人才起著重要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它也是學校教育的一種形式,或者說它已具備了學校教育的某些特征.但是,它的教學內容、方式、對象和目的都是服從于宗教的,故有"寺院即學校、喇嘛即老師、經典即教材、五明即學術","舍寺院無學校、舍宗教無教育、舍僧侶無教師"之說.因此,它與現代意義上的學校教育有著本質的區別.

  除寺廟教育外,清末已有私塾在瀘定、康定和巴塘等縣出現.但它僅限于區內漢族、官、商等極少數人之中.

  2、清末川邊"興學"

  1906年,巴塘發生"鳳全事件",趙爾豐奉清政府之命經營川邊,并開始了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其間,趙氏把"興學"視為"收拾邊地人心的第一要務"和"固邊"的重要方略,揭開了康區近代學校教育的序幕.

  據史料記載,1907年趙爾豐在巴塘、理塘、鄉城、鹽井等康南已改流處設立男女官話學堂30余所,學生1025人.1908年又于巴塘、理塘、鄉城、雅江等縣創辦初等小學堂30余所,男女學生千余名.1909年,上述各縣之學堂達60余所,且初見成效,學生"咸知官話、初識漢字","見人皆彬彬有禮"①.1910年暑假時已有官話學堂93所,幼稚園4所,初等小學22所,官話學堂中有26所的848名學生畢業;是年秋,又"新辦學堂40校,每校平均30人,共約1200人"②.1911年,"東南兩路已逾百五十所,加西北兩路及爐廳各屬計算,實二百有余"③.

  其間,清政府為解決"興學"師資,以及為開發區內的政治、經濟、文化,還創辦了下列一些師范學校、職業學校和其它中級學校:成都藏文學校(1906年11月,成都)、巴塘師范傳習所(1907年)、巴塘陶業學堂(1910年)、雅江蠶桑學堂(1911年)、關學師范傳習所(1911年創辦于康定,后更名為藏文專修學堂)、巡警學堂(巴塘).正當區內學校教育開始發展之際,清朝滅亡,學校教育毀于一旦.

  清末川邊興學在甘孜藏區教育史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首先,它開了藏區近代學校教育的先例,結束了寺廟教育在藏區長期的統治地位,把教育從神殿搬列了民間,為學校教育的進一步發展、為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傳播作了一定的思想和物質上的準備.第二,有利于加強民族間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流與開發,有利于多民族國家的統一.趙爾豐在其奏章中指出:"爐境以西,仍只限以常貢,作為外藩,初不利其地,乃夷情反側,日逼一日,甚至戕我使臣、抗我師行……"④.加強對這一地區的統治就顯得十分必要.但是,"所難行者,文字不知,語言未習,假以通人以治事,舌人有時而窮,徒貧民以實邊,則主客猝難相洽.如欲去此捍格,非先從語言文字入手,不易為功.此學務之興,所以萬不可緩"⑤.可見其興學之重要.第三,有利于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1888年和1903年,英帝國主義兩次發動武裝侵略西藏的戰爭,強迫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拉薩條約>>,并企圖侵吞我整個西南邊疆.而法、美等帝國主義者又在康區廣建教堂和學校,積極從事文化侵略,企圖從康區入手,獲得與英帝國主義相同的利益.在這種背景下,清政府在川邊藏區"興學"的意義,就遠遠超出了文化領域而具有更重大的政治意義.

  當然,清末川邊興學也有它的歷史局限性,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學校教育主要是從事語言培訓,學校也主要是官話學堂和初等小學堂.還沒有(也沒有可能和必要)設立中、高等學堂.由于是初創階段,還沒有建立和健全必要的教育管理機構和教育制度,管理工作是由地方行政長官代理.

  第二、當局站在大民族主義的立場上,一味灌輸漢族文化,排斥和否認藏族文化,教育僅僅成為實現對邊疆少數民族實行封建專制統治的手段,使之失去了群眾性和民族性.

  第三、不顧邊地民情,實施強迫教育."學差制"就是這種背景下的產物.興學之初,當局規定:"夷民子女無論貧富,六、七歲即送入學堂,有不入學者,罪其父兄,并罰銀五兩至五十兩,按其家資科罪.即如學堂,除犯規革除不計外,其余必須卒業,得有憑照,方準離學,不得任意中輟,致墮學業"⑥.強迫百戶以上的村莊創辦官話學堂1所,不足百戶者,聯合數戶共辦1所,不入學者,不僅罰銀,還要拘留其家長或頭人.強迫教育的結果使藏民視送子入學為"支差",稱之為"支學差".于是出現了有錢者"賄放頂替"的惡習和無錢者以投河自殺相威脅的現象."學差制"是甘孜藏區所特有的一種教育上的畸形現象,它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乃至新中國成立以后,還有部分藏民視入學為支差,可見其影響之深.

 <<、民國時期的頹廢與復興(1912—1950年)

  該期學校教育的發展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12年民國建立至1935年西康建省委員會成立;第二階段為1935年至1950年甘孜州解放前夕.

  1911年清朝滅亡,趙爾豐被屠.區內除瀘定、康定、巴塘三縣外,其余各縣之學校皆因無人問津而停辦.民國建立后,主政康區之各屆軍閥傾全力于政治軍事之紛爭,無暇顧及教育之興衰,學校教育一度頹廢.據史料記載,1929年時全區僅有小學9所,初小18所,官話學堂11所;在校學生共730人,另有幼稚園兒童59人;年教育經費7000元⑦.該期所開辦的幾所中等學校中,除西康師范學校(1928年,康定)和中央政治學??刀ǚ中#?934年)外,川邊師范傳習所(1920年,康定)和康定縣立師范傳習所(1926年)、瀘定縣立師范學校(1933年)皆開辦不到一年時間便停辦.

  1935年西康建省委員會成立,1939年正式建省.學校教育團政局的相對穩定而有所恢復和發展.

  據史料記載,民國極盛時期各類小學126所,幼稚園1所;學生6618人,教職員工228人.各縣具體情況詳見附表Ⅰ:

 

民國時期小學教育情況表

 

  除小學校外,還先后建成下列一些中、高等學校.

  省立康定中學(1939年)、瀘定縣立初級中學(1946年)、省立康定師范學校(其前身系西康師范學校)、國立康定師范學校(1939年)、國立巴安師范學校(1942年)、省立康定邊疆師范學校(1943年)、省立康定商業學校(1945年)、省立康定農業職業學校(1944年)、甘孜初級實用職業學校(1945年)和國立康定師范??茖W校(1947年2月1日).

  西康建省后,由于康定成為西康省府,康屬地區又是西康三區中之最重要一區,康定成為全省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以及政局的相對穩定和國民黨統治者"固邊"的需要,在客觀上為教育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所以,該期與清末相比,學校數量增加,各級各類學校也有一定的發展.

  該期存在的主要問題是:<1>師資缺乏.雖然區內有幾所師范學校,但都因規模小、建校時間短,培養的師資跟不上教育發展的形勢.因此,雖然學校數量不少,但多是一校一人.<2>學校分布不合理、發展不平衡.通過附表Ⅰ可以看出,全區19個縣共有小學126所,教員228人,學生6618人.平均每縣有學校6.6個,學生348.3人,教師12人.但是,康定、瀘定、丹巴三縣就有小學55所,占43.6%;教師116人,占50.87%,學生3639人,占54.98%.全州19縣無一高中.<3>各類中級和高等學校皆因開辦時間短、規模小,設備差而收效甚微.例如:國立康定師范??茖W校于1947年創辦,設國文、史地、數理化三科,1950年康區解放時僅文科一期學員畢業;其校舍系寺廟改建,僅有教室8間,實驗室1間,圖書室1間,禮堂1間,宿舍2幢,圖書5000冊.省立康定中學也是設在一寺廟內,租用農民草場作學生活動場所.<4>入學學生多為漢族子女,少數民族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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